董时进（1900-1984），四川省垫江县（现属重庆市）人，1924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。1925年回国，担任北平大学、四川大学等校农学院教授及院长，主编《现代农民》月刊，创办重庆大新农场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同盟，创建中国农民党。1949年12月，董时进曾诚恳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。然而，他对中国土地经济和农村社会另辟蹊径的分析和精准概括的结论，被今天的中国政府一一重新认可。1950年到香港，1957年到美国，1984年在美国去世。董时进一生著述宏富，《农业经济学》、《中国农业政策》、《国防与农业》是其代表作。

董时进致毛泽东谈土改原文

查中共土改政策的基本理由，不外乎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剥削性的，所以应该废除。我们固不能否认若干大地主，例如军阀官僚恶霸等的封建性，但若说一切的或多数的地主富农，以及整个土地制度都是封建性的，则未免言之过当。何以故，请申说之。

甲、为何不能说整个土地制度是封建性的？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个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私有制度，这些条件并不足以构成封建性。因为在有财产制度之下，一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，譬如房屋车辆船机器牛马等，无一不是如此。对于这些物品既不认为是封建性，何以独认为土地是封建性呢？有一些人说，土地与其他物品不同，土地是天然物，房屋等是人造物，故不应同一看待。这种说法也纯然是错误的，必须加以纠正。

农业土地决不应视为天然物，而实在是人造物。土地不但必须开垦，才能变成耕地，而且开垦仅是使天然的土地变成农业生产的土地的很小一部分工作。至于大部分的工作乃是斩荆棘，凿井挖塘，开渠筑堤，平整地面，砌筑梯田，作埂掘沟，排除积水，培养肥性，开辟道路，修建桥梁等许多事项。这些设施即是土地生产及支持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，没有这些设施，土地或者完全不能生产，或者只能很短暂而且微少的生产。所谓农地，乃是天然的土地加上这许多改良工作后的总称，兴都市的房产是地皮加上砖瓦泥木等的构成品的总称，其理相同。举几个特别显著的例子说：譬如长江及各大河流两岸防水的堤坝，如洞庭及各湖泽周围的圩堤，如江南罗网似的水道，如华北密布的水井，如四川及西南各省特多的梯田，如海边防潮的大坝，如南方遍地所见的池塘，诸如此类的人造成的成绩，都是与土地的生产力不能分离的，也可以说即是农业土地的一部分，而且是较重要的一部分。农地的价值，主要的是在这些人工改良物上面，而不是在一些天然生成的碎石粉上面。所以在完全未经开发过的边远地方，土地几乎一文不值，而已经开发及改良的农业土地，则价值非常高贵。不多年前，察哈尔绥远诸省放荒招垦，每亩定价一角，而承购者寥寥，然而内地熟田则每亩至少值十元，超过数百倍之多，这超过的价值即是人工开发改良的结果。固然这些开发改良的成绩乃是累代无数人力所积留的，而不是现在的土地所有者所亲手做成的，但是他们曾经付出过相当的代价。城市的房屋也并非房主自己的劳力所造成，他们也不过是付出了代价。

过去一般经济学家不仅当土地是天然物，而且以为它有不可破坏性，现在的经济学家和科学家都知道那种学说是错误的。在一些农牧方法不良好的国土，耕地和牧场被毁而放弃的，动辄以千百万亩计，所以才产生空前的水土保持及土壤保肥的伟大运动。中国的水旱灾之严重，和农业生产之低劣，其最基本及最主要的原因，乃是农业方法不良，致使土壤瘠薄，及江湖池塘溪流等淤塞之故，若再不纠正这种错误观念，仍当土地是天然物，不可毁坏，以为可以听其自然，毋须继续不断地维持改良，培养肥力，则充其极非使全国变成沙漠与泽国，并使整个民族灭亡不止。

乙、为何不能说一切地主都是封建性的？在乡下买田地，乃是一种比较守旧的，小规模的保存钱财的方法，大有钱的军阀官僚买办等并不喜欢多买田地，即使买一些，也仅仅是为安置他们的钱财的很小一部分。所以各大家族和豪门，并非以乡下的大地主著称。这些大富豪的财产，最大部分是放在城市或外国。在城市买一亩土地或一座房屋，要当在乡下买几百几千或几万亩田地。钱很多的人嫌在乡下买田地太烦琐，只有二三流的有钱人才喜欢在乡下买田地。至于乡下土生土长的地主富农，概是一些所谓土财主，他们绝对够不上封建的资格。他们中间虽不免有少数土豪恶霸之类，然而究以驯良的人民占多数。他们大都是一些勤俭的，安分守己的分子，他们的财产多半是由辛苦经营和节省积蓄而来。虽然他们也放账（乡下间凡有积蓄的都放账，固不限于地主富农。特如雇农赚得的工资，农妇卖鸡蛋的存款，为数不多，不好做别的用途，便只好放账，而这些小额放账常常是利率最高的。）但若说他们起家，主要的是由于放高利贷剥削贫民，则殊不足信。因为贫民的身上根本榨不出很多油来，即使他们想借账，也不容易找到借主，即使借得到钱，也只能借到很少数目。乡下不怕出高利大宗借债的，多属一些染上嗜好的懒惰浪费的地主，他们有的是田地作抵押，也才有人肯放账。至于勤俭的农民，谁都知道高利贷的危险，决不肯轻易借债。凡是有能力有信用的人，如果遭了意外的损失，或有紧急的需要，常常是可以找到亲友帮忙挪借，并不一定要走高利贷的路子。所以即使说有一部分的地主或富农是由于放高利贷起家，然而他们所剥削也多半是一些堕落的地主，而不是勤苦的贫雇农。

让我举几个关于地主和富农的实例给你听，这些都是我所直接接触到的事实：

一个五十多岁的三轮车夫同我谈起他的家事，他原是贫农出身，三十年来用他的血汗钱陆续买进了共有一百廿多亩地，现在他的地都被分给当地的游惰分子了，自己分到的不满十亩，不愿在乡下种田，所以到城里来踏三轮车。他很感觉愤恨不平，他说出这样一句伤心话：“我们年年日日冒风雨暑热在地里做活的时候，那些人却在茶馆进酒馆出。他们游手好闲，吃穷用穷了，还说是被我们剥削了，要分我们的地。”

我家有一个老奶妈，做了二十多年的奶妈和佣工，随时将她的工资积蓄寄回家去，零零星星的共买了二十多亩地，连原先所有的合计有三十余亩。她以为辛苦半身，可以回家养老，但是她的地大部分都分给别人了。她只有一个丈夫在家，仅仅分得三亩，后来丈夫死了，家乡已经久无消息，她的地就算是完全没有了。她做二十多年苦工的积蓄，全部化为乌有，她的伤心和怨恨，是可以想象得到的。

我有一家不甚远的亲戚，弟兄三人，二十年前分了家，各分得田地七八十亩。老大是一个守本分的老实人，在乡下务农兼做小买卖，生活极其俭朴，历年积下钱来，添买了五六十亩田地。老二嗜赌兼吃鸦片，分家后不多年已将田地卖光。老三早将全部田产卖去，将钱拿在城里做买卖，发了财，已经买了几处房产，并有不少的现款和货物。现在老大的田要分出去，老二可以分田进来，老三最有钱，但他的全部财产在城市，不致遭受损失。最坏的老二占便宜了，笑了，最勤俭的老大吃亏了，哭了。任何人也不能不为老大叫屈。

这些不过是随意举出的几个例子，类此的事例太多。实际上这些所代表的乃是普通一般的情形，而不是特殊的例外。中国自古就产生了“有恒产者有恒心”的哲学，历代政府都鼓励人民买地，称为落业，一般人又向以为土地是最安全的财产，以故安分守己的分子都欢喜把积蓄变成土地，从没有人把买田购地当作是有封建意味的，或有害他人的事体，也没有人把出租田地当为是一种封建剥削的行为。

在以前帝俄和许多欧洲的国家，土地大多为贵族所有，而且不能自由分割买卖，乃是由那些贵族大地主，像一个一个的小国家一样，将它一代一代地传袭下去。地上面的农民也没有迁徙或退佃的自由，而必须世世代代在同一地主采邑之下奴役，除非随同土地被出卖给另一个贵族。那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，才可以说是封建性的。中国的情形迥乎不同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买卖的，租佃是自由的契约行为，地主也不是世袭的贵族，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阶级及任何贫苦人户出身的。这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，实在太与事实不相符合。我曾经费过很长久的时间，并竭力排除任何可能存在于我脑子里面的成见偏见，去仔细地考察思索，始终找不出中国的土地制度和一般的地主富农的封建性在什么地方。

除了这些关于是否封建性的基本理论而外，我还另有几点意见和事实，要提醒您：

一、新民主主义规定要联络小资产阶级；中国小资产阶级无疑的是以乡间的中小地主及富农为主要部分，除去了他们以外，殆无所谓小资产阶级。现在对于城市的大资产阶级尚不没收其财产，反而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地主和富农要没收其土地及财产，这是把他们当作敌人，与新民主主义的宗旨完全违背。

二、大战以后，开国之初，最急之务莫如安定秩序，医治疮痍，使人民休养生息，不宜再有摇动人心之举。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本此宗旨行事，而独在乡间，为推行土地改革政策，正在从事调查及组织工作，准备分掉地主富农的土地。这不啻磨刀霍霍对他们表示：“磨快了就要将你们开刀”，使得凡有土地者（在界线尚未确定之前，凡有土地者均不知其土地是否将被分掉）均惶惶不安。他们不但不能庆太平日子的到来，反而感觉还有大难在后头，这决不是开国时所应有的现象。

三、国家并未废除财产私有及土地私有制度，中共且屡次声明保护私有财产。土地是乡下人的最主要的财产，也是正当的财产，现在政府对于城市富人的一切动产与不动产，和工商业的生产工具都加保护，乃单独没收乡下的土地，而且没收分配之后，依旧准许私有及出租，这样无故夺去一部分无辜人民的财产给另一部分人，不惟不公道，而且与中共保护私有财产之声明不合。

四、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，是以耕者有其田为范畴。平分土地的办法，则是无论自耕与非自耕，都一律平分，又不但自耕的田地也要分，而且分出去仍可以不必自耕。这种办法与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两端都不符合。

五、地主富农之所以成为地主富农，除少数特殊情形而外，大多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较强，工作较勤，花费较省。虽有不少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，然而自身由贫农起家者亦很多。即使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，亦必须其自身健全，否则必然衰败。这即是说，地主富农多半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，是促社会进步的动力，是国家所应保护和奖励的。但这绝不是说，贫农都是低劣的分子，因为在战祸绵亘，百业不振的情况之下，多数人都没有改善他们的境遇的机会。但是，无论哪一个贫农都没有不愿意成为地主或富农的，若说他们之所以没有成为地主或富农，乃是因为他们的道德特别高尚，不愿意剥削他人，则决不足信。国家当然应该帮助这些贫农去改善他们的境遇，但帮助他们的正当办法，是在和平恢复之后，努力发展生产建设，多创造就业的机会，使大家都有工作，能够赚到丰富的进款，而不是分给很少几亩土地，把他们羁縻在小块的土地上面，使他们继续留在农人已嫌太多的农村里面讨生活。他们耕种那样小的一块土地，终年劳苦的结果除去了粮税及各项开支以后，根本还是不够维持最低的生活。

六、历来政府的税捐多是以地亩为主要根据，今后政府本可以利用土地所有多寡不同之现状，推行累进税率，将重税加在大富人身上，而减轻贫民的负担。若是将土地一律平均的细分了，则每一户有一小块土地的人家，都须平均负担国家的开支，不但他们会感觉繁苛，发生怨恨，同时政府收税的困难也会增加。

七、中国的耕地，本已肷分割过分零碎，于经营上颇多妨碍，再要人人平均细分，不问有无农事的经验和兴趣，亦不论经营能力的大小，都同样分给一定面积，必致减低经营的效率，减少农业生产。

八、有一些人说，土地改革之后，因农民生产情绪提高，结果使产量显著增加。我们对于这话不能毫无保留的接受。究竟这生产的增加，(除去天时等原因而外)有几分是由于共产党员的鼓励督促，有几分是由于农民因分到土地而激起的情绪，是不容易分判的。换句话说，假使没有土改，只要共产党员能同样的去督促号召，或许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。还有不可不注意的，所谓情绪，只能是暂时的，久了就会降低，由于一时情绪提高的增产，是不能希望其支持长久的。在另一方面，这平分土地的办法，不论人的勤惰及能力的大小同样分给面积相等的土地，因而勤快的及能力强的，或许嫌不够做，懒惰的及能力弱的，或许还做不好。这种情形显然是不会使生产增加的。不特如此，待和平完全恢复之后，许多人都会嫌他们的土地太少，不够耕种，也不够维持生活，因而他们会纷纷出外做生意，或别谋职业。他们的田地不是出租，便只好留给不能外出的老弱妇女耕种。到那一天，农业生产更非减少不可。

九、横在分地政策的前面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危机。分地是既定的政策，不过在新解放区暂缓实施，而先推行减租。即是说，土地是决定要分的，但是因为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，所以还要等待一些时间。究竟等多久，没有说明，不过大家都以为不久。因此无论是土地的所有者或耕种者，都在那里转念头了：现在我的地，转瞬就会变成别人的地了，今年是我所种的明年就许分给他人耕种了。那么，我何不趁早从地里面多拿回来一点是一点，少花费一点是一点呢？管它池塘沟渠淤塞也罢，堤岸田埂崩垮也罢，何必去挖掘，何必去修补？田地随它瘦下去，何必费力气去下肥料，更何必花钱去买肥料？甚至于平时应留还土地的谷秆豆根之类，也通通割回来或扯回来作柴烧吧。这样下去一两年，土地会变坏到什么样子，生产会减到什么地步，是很够令人担虑的。还有地上的树木，如桑茶油桐乌桕，以及各种果树和杂木等等，它们的命运尤其危险。地快要分出了，地上值钱的东西还不赶紧搬走吗？在四川解放以前，我接到好几个朋友由四川来信，不约而同地问我：“地是不是真的要分，树木是不是趁早砍了的好？”另外我又曾经从几个其他地方的朋友得到消息，乡下许多人都在那里考虑砍树的问题，并且已经有很多树被砍掉了。有一些人还不肯相信土地真会被分掉，有一些以为地政策还有改变的可能，所以还在那里观望。但是时间稍久，大家看清了分地政策势在必行，就会不约而同地实行砍树。这些树木是民族的重要资产，需要多年的保蓄，一旦大批地摧毁了，再等重新栽培长大，要到何年何月？

最后，让我向您献议一个办法，请您考虑：

新民主主义不是还要更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吗？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不是还要转进到土地社会化和农业集体化吗？那么，何必多此分地一举呢？现在像割肉似的将土地从地主和富农身上割下来，已经使他们很疼了，割下来分给贫民之后，不久又要从他们和大家身上再割下来，那恐怕困难更多了。何如现时不必分，待将来真要实行社会主义时，直接把土地连同他种生产工具一齐社会化呢？

假使您赞同我的意见，请您立即下令停止分地，并将土地政策提出修改，另行规定限地办法，逾额者限期出卖，或由国家给价征收，转卖与自耕种者，令其分年偿付地价。老解放区已经分配的土地，虽可不必交还原主，但亦应令分得土地者补缴地价，（不妨稍低廉）不愿者可以将土地退还。这样，不但土地被分去者万分感激，不会要求追算旧账，即是分得土地者亦没有抱怨的理由。本来谁也不会想把邻人的土地无代价夺归自己，现在补缴地价，确定所有权，他们也会感觉心安理得，释然于中。

我对于土地改革的问题，曾经用过不少的心思。我也曾经读过好多篇主张分地的文章，然而总觉得他们的理由牵强，持论偏歪，根据也不可靠。不见于文字的民间舆论，一般都认为这种办法不公道，不合理。我相信我自己是没有成见偏见的，更不是因为个人的利害关系而寻找借口来反对土地改革。外间曾有人说我是一个什么“大地主”，那完全是瞎说。我既不敢当这个头衔，也不能受这个诬枉。我不瞒你，我办得有一个果园，有一百多亩瘠薄的山坡地，为整个国家的关系，我何在乎这一点小小的地皮，何况政府对果园及新式农场的土地早已宣布不分了呢。我之所以不惜屡次反复辩论，此次更不顾冒犯您的危险，乃是因为我感觉我对于这土地问题了解得比较深刻，比较正确；假使不将我的意见尽量发挥出来，我会永远感觉对不起自己的良心，对不起中国，对不起无辜被夺去土地的人民。我想您是爱好真理，并能服从真理的，当您发觉政策有错误之时，您一定是能勇于改正的。

董时进在他1951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中讲到他写这封信的缘由和经过：

“在北平的时候，我就想写一封信给中共当局，详详细细说明他的土改理论和土改办法的错误，劝他们修改。我认为共产党和城市社会的一般知识分子，对于这土地问题，都是成见和偏见太深，非说得透彻一些不能使他们明白。所以我费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去思索整理，才完成了那一篇给毛泽东的长信。”

“这封信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间寄出去的。我将这封信印了几百份，同时寄发给中共的若干要员，各党派的领袖，和若干关心或研究此问题的朋友，及教育学术机关。刚好把致毛氏的一封信交邮之后，不记得是过一天或两天，报上就发表了他已抵莫斯科的消息。他这一去差不多就是两个月，耽搁了两个月回来，政务丛集。哪里还有工夫来理会我那一封早成明日黄花的旧函。”

“此信后段提到土地社会化问题，劝他不要没收人民的土地，等到以后真要实行社会主义时，再行社会化。很明显的，我并不是主张社会化的(实际我是反对社会化的)，我的意思乃是要他先行停止目前的所谓土改政策，等待将来再说。”

——信原文结束

董时进 生世简介

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

董时进于1900年旧历10月18日生于四川省垫江县武安乡天星桥董家老屋。董时进的父亲董世绪、母亲熊氏，历经艰辛，勤劳致富，在四川省垫江县（今属重庆市）买田置房。但因富而少文，深受其苦，吃过不少“哑巴亏”。于是发愤，决心使自己的四个儿子都要上大学。后来，他们的儿子董时进、董时恒、董时光公费留学美国，董时敏毕业于北平朝阳法学院。

董时进于辛亥革命前入桂溪高等小学堂读书，后到重庆上学，继而考入上海南洋公学（即上海工业专门学校，今交通大学之前身），毕业后弃工学农，于1917年考入北平京师大学农学院，在学习期间，品学兼优，而且爱好体育。1920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美国之专科，旋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学。1924年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，被选为美国施革玛赛学会荣誉会员，又在伦敦大学作学术研究，在欧洲各国考察一年。

1925年回国后，他曾任重庆西南体育专门学校名誉校长、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、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并执教有年；1929年他和竺可桢、翁文灏共五人代表中国出席太平洋科学会议；1934年任江西省农业学院院长、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长，在此期间，他成立了“中国农业协进会”，1940年为“国际农业协会”接纳；又创办“现代农民社”，自筹经费主编《现代农民》月刊，在全国公开发行。

1940年在重庆沙坪坝井口镇兴办大新农场，种植果树。饲养奶牛，他亲身参加剪枝、嫁接等劳动。1945年举家赴上海。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。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，任主席。两年后，由于反对土地改革，农民党被迫解散。

1950年，董时进迁美国定居，入美国国籍，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，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。退休后，笔耕不辍，著述甚多；在美国、加拿大各大城市的社团、大学演讲不下300次，晚年为和平统一中国，奔走于海峡两岸，终因患肠癌，于1984年4月16日辞世，享年84岁。

董时进的第一位妻子是垫江县农村的胡姓女子，新婚不久，董时进即去北平求学，妻子在家孝敬公婆，善待小叔，十分贤惠，惜几年后病逝，1925年董时进回乡的第二天，即具办香蜡纸烛到妻子墓前祭扫，深表歉疚和哀悼之情。1926年，董到北平后，娶了一位朱姓女子为妻，她是前“贤人内阁”总理熊希龄的外侄女。朱比董长两岁，擅长西画、国画，生有二男二女，均已学有成就。

董时进是四兄弟中的大哥，他的二弟董时敏，大学毕业后曾著书立说，谢绝了垫江县税务局局长这样的肥缺，隐居乡里，以读书、吹拉弹唱自娱，愤世嫉俗，1949年逝世时只有40多岁；三弟董时恒，终身执教于大学，带研究生，研究体育史，著述译著多种，担任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体育卷·体育史》条目副主编。

四弟董时光，20世纪50年代初被美国当局以亲华之罪名驱逐出境，回重庆后执教于西南师范学院，1957年因反对官僚主义，以诤言招祸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，1961年在劳改中客死他乡，终年48岁。1984年5月13日正式平反昭雪。人们称他是一位爱国和崇尚民主、科学的正直有骨气的知识分子。

与农结缘

董时进善于学习，敏于思考，无论学文学武，学工学农，一定是学有成绩，做有成就。他认为，中国是个农业大国，国家之兴盛，必须以农立国，科教兴农。他以兴农为已任，终身不渝，即使在美国定居的34年，他仍念念不忘中国农业的振兴。

董时进志趣在农，综观其一生，与“农”字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他为农师，任农官，办农刊，立农会，建农党，创农场，著书立说。多是言必称“农”。1986年，政府给大新农场的补偿款2.6万元人民币，他早有遗嘱，捐赠给西南农学院作为奖学金。董时进真可谓一生务“农”了。

当年董时进自办的大新农场，置地75亩，种植梨、桃、苹果、柑桔和大量的柠檬，共有果树2900多株，年产水果1.4万多斤，所产之柠檬不仅在省内销售，还销至上海等地；农场还饲养奶牛、猪、鸡、鸭等畜禽。他还经常下地从事农业技术方面的劳动。

《现代农民》月刊，是董时进1938年在成都创办的，1939年迁重庆米花街，在日本飞机大轰炸中，三次迁址，三次被炸，毁稿毁版，董时进决不屈服，另寻地址坚持出版。1945年4月26日，他在城内编辑部看完稿件后，乘公共汽车返回磁器口途中翻车，折断三根肋骨，痊愈后值盛暑，着短衣短裤，夹把雨伞往来于城乡之间，既办农场又办月刊，不理解的人称他是“书呆子”、“真有一股傻劲”。

《现代农民》在发刊辞中宣称，一是要传达有益于农民的知识，一是要作农民的喉舌。月刊内容分政论、农业科技、农人之声和通俗文艺三部分。1939年连续刊登了《四川的柑桔事业》、《柚子的希望》、《梁山柚子》、《柑桔天牛》、《广西沙田柚》、《巴县桔子》等文章，对四川如何发展柑桔业，作了系统的介绍；他还在月刊上发表了文章《牛乳与中华民族》、《建国的第一步———发展乳牛业》，强调“建立新中国，必须发展乳牛业”，他主张，多喝牛奶，有利于增强国民的体质和智力。还广泛介绍了西瓜栽培、白木耳培养，怎样种红甘蔗、核桃树，以及养猪、牛、羊、鱼等科学技术，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，对发展四川农业、林业、畜牧业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。

董时进出版了多本专著，如《农业经济学》、《农民与国家》、《国防与农业》、《农村合作社》、《粮食与人口》、《农人日记》等。他主张推广良种，兴修水利，放干冬水田，提高复种指数，推广美国式的农场，实现机械化、化学化。他是最早提出节制生育、优生优育的学者之一。

董时进定居美国后，以中国大陆的农村生活为题材，写了《两户人家》、《阿宝救牛记》两本小说。《两户人家》是写垫江董家的家史，同住一个院落的两户近亲，人多势众的一户总是欺负孤儿寡妇的一家，孤儿寡妇挣扎图存，后来兵燹匪患接踵而至，新旧思想冲突，婚姻纠纷无法调解，事连四代，史跨百年，台湾出版界人士评论曰：“如果说《红楼梦》是描述古代官场家庭及封建社会，《水浒传》是描述绿林豪杰，《两户人家》乃是近代社会及普通人家的撮影。”《阿宝救牛记》则是写江南农村牧童阿宝与所牧之牛产生了深厚感情，忽闻牛主要将牛卖给杀牛房，阿宝于心不忍，于情难舍，乃以两个鸡蛋起家，艰苦奋斗，终于赚了大洋20元，买了那头牛。台湾出版界人士评论“这是一篇可歌可泣的贫儿奋斗史”，这本书已被台湾商务印书馆收入“人人文库”。

在时代潮流中

董时进青年时即十分崇敬孙中山先生，凡有称孙中山先生为“孙大炮”者，必与之激烈争辩，致面红耳赤，不折服对方，决不罢休。1919年，他在京师大学农学院求学时参加“五四运动”，于6月3日游行时，被北洋军阀拘捕，当时被拘捕的学生约800余人，囚禁于北平大学法科，七天后被释放回校。

1944年，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时，董时进加入并任民盟中委，后又退出。

1946年旧政协会议时期董时进联络农业协进会中的一部分人，在重庆成立中国农民党，先后发展党员800多人，该党成员中主要是大学教授和农业技术专家。该党于1948年5月三中全会修订的政纲主要有以下四项：一、建立民主政治；二、促进经济发展；三、合理分配财富；四、消除一切战争。1946年，国民党当局强行单方面召开国民代表大会，从民盟中分裂出去的民社党、青年党都投靠国民党，参加了不得民心的“国大”，农民党却拒绝参加，董时进著文指责“国民代表大会不代表农民”，之后他办的《现代农民》月刊屡遭当局的压制，他又发表文章说：“批评政府是农民的权利，只有暴君才怕人民批评。”同年，董时进公开著文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。

1949年1月，农民党发表宣言，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。4月，董时进自香港派代表来北平，谋求农民党作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。

5月17日，董时进自香港抵北平，致函周恩来要求会见。6月5日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约见董时进，指出“农民党并不代表农民，而是地主富农利益，不能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，至于该组织中的农业技术人员可以为新中国贡献力量”，董时进表示接受批评，于6月25日在北平发表了《中国农民党停止党务活动致力于生产建设宣言》，宣称：“本党中常会议决，自即日起停止本党一切党务活动。号召全体党员一致在中共和即将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的领导下，将大家的学识技能和一切力量贡献出来，帮助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建设成功。”

董时进办的《现代农民》月刊，以农民的喉舌自居，也曾揭露、抨击过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腐败，如写过《保长的威风》、《骇人听闻的乡长》、《一个佃农吃了地主的亏》、《役政的弊端》、《征粮舞弊应处死》等文章，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。

他还指名道姓批评蒋介石，写了《请政府禁呼万岁》一文，他写道：“国民党喊总裁万岁，万岁原系君主时代对皇帝的称呼”，“万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，人民组织政府雇用官吏，而结果好似找来了一些老祖宗”，他还质问：“林（林森）主席和蒋委员长谁大？”指责当时各单位只挂蒋介石像，不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像的作法。

他赞扬中国共产党“有朝气，精神振作，办事务实，政治廉洁，无营私舞弊等腐败官场恶习”，尤其是赞扬陕甘宁边区的“三三制”政权好。

在批评国民党政府独裁专制，贪污成风，通货膨胀，民不聊生的同时，又批评共产党“崇拜偶像”。他反对内战，天真地主张请马歇尔做公证人，国共两党都裁去军队，中国只保留警察，没有军队，内战就打不起来了。美国人也认为此议行不通，魏德迈曾写信给他说：“一个国家没有军队是不行的”，劝他“跟蒋先生走”，自有“出路”。但他拒绝靠拢国民党，也不理解共产党，想以美国为模式走第三条道路。董时进走“第三条道路”的政治主张，并不切合实际，但他是学者议政，是探索中的误差。

1949年12月，董时进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公开信，标题是《董时进上毛主席书》，自费铅印，四处散发，提出“江南无封建”论，不赞成在江南进行土地改革。中共华东局统战部随后派人找董时进谈话，提出批评，制止他这种违反《共同纲领》的行动。据说这封公开信散发到他的家乡垫江县武安乡，也受到农会干部和贫雇农的批评。嘲笑“董博士不了解实际情况”。

1950年4月，董时进去香港，旋去美国。董时进晚年致力于和平统一中国的活动，提出主张，奔走于海峡两岸，访问政要。他认为中国应当和平统一，统一后的中国应给台湾以高度自治；他反对美国售武器予台湾，指责这是破坏和平统一中国的方针；他对邓小平先生的实事求是，解放思想极为赞赏，并充分肯定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。

晚年中国之行

董时进后来虽为美国公民，但他魂牵梦萦的还是他的故国、故乡，在中国大陆上还有他的二弟媳、三弟两户人家，加上曾和他一起出川求学的堂兄董时厚教授（西南农学院系主任、名教授，1975年4月病逝）一家，老人家的晚辈大概有五六十人；在大陆，还有他众多的同事、朋友。乡情、亲情、友情都催促他回中国看看，于是他以垂暮之年，在1979年、1981年、1983年作了三次中国之行。

1979年6月，董时进到北京，由他的胞弟董时恒教授陪同，游览了故宫、长城、十三陵等地，探望了旧友陆定一先生；好友故旧胡子昂先生也到他下榻的华侨大厦探望，畅述旧谊往事，然后飞往重庆，参观了重庆大学、南开中学校址，游览了北温泉、缙云山；并访问了原井口大新农场，看望了当年农场的工人董可青。他看见庭院依旧，果树葱笼，甚感欣慰。他在重庆拜望了戴永福、熊正伦等老友。还去西南农学院看望他的学生侯光炯教授，惜教授出差未能晤面。他原计划回垫江老家，但因当时垫江尚未对外籍人士开放，他不无遗憾地返回了美国。

1981年，垫江县已经开放，董时进激情满怀，作第二次中国之行，先飞成都探亲访友，受到官方的热情接待，游览了武侯祠、都江堰等名胜古迹，看望了四川省副省长康振黄先生、省民盟负责人潘大逵教授，原重庆大学校长张洪元教授，以及陈志潜、魏时珍、任筱庄等老友。在回垫江县的途中，老人家指点山水，谈笑风生，重申他兴修水利，放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之主张；每遇高架水槽，必停车登临，作实地考察，看水槽里有没有水，通不通水。

1983年5月，董时进作为顾问，随翁绍裘先生的“促进两岸和平统一代表团”集体回国观光，先飞成都，继来重庆，参观了曾家岩50号“周公馆”，他说，若无周氏之斡旋，中国不知道还要乱成个什么样子。

董时进回美国后，以《大陆之行》、《重返大陆》、《再去大陆》为题，撰文在《美洲华侨日报》上长篇连续发表，如实反映了中国城乡尤其是故乡垫江县的真实情况，诚心希望中国和平统一，批评台湾当局拒不接触、谈判的错误态度。

董时进（1900-1984），四川省垫江县（现属重庆市）人，1924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。1925年回国，担任北平大学、四川大学等校农学院教授及院长，主编《现代农民》月刊，创办重庆大新农场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同盟，创建中国农民党。1949年12月，董时进曾诚恳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。然而，他对中国土地经济和农村社会另辟蹊径的分析和精准概括的结论，被今天的中国政府一一重新认可。1950年到香港，1957年到美国，1984年在美国去世。董时进一生著述宏富，《农业经济学》、《中国农业政策》、《国防与农业》是其代表作。

董时进致毛泽东谈土改原文

查中共土改政策的基本理由，不外乎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剥削性的，所以应该废除。我们固不能否认若干大地主，例如军阀官僚恶霸等的封建性，但若说一切的或多数的地主富农，以及整个土地制度都是封建性的，则未免言之过当。何以故，请申说之。

甲、为何不能说整个土地制度是封建性的？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个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私有制度，这些条件并不足以构成封建性。因为在有财产制度之下，一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，譬如房屋车辆船机器牛马等，无一不是如此。对于这些物品既不认为是封建性，何以独认为土地是封建性呢？有一些人说，土地与其他物品不同，土地是天然物，房屋等是人造物，故不应同一看待。这种说法也纯然是错误的，必须加以纠正。

农业土地决不应视为天然物，而实在是人造物。土地不但必须开垦，才能变成耕地，而且开垦仅是使天然的土地变成农业生产的土地的很小一部分工作。至于大部分的工作乃是斩荆棘，凿井挖塘，开渠筑堤，平整地面，砌筑梯田，作埂掘沟，排除积水，培养肥性，开辟道路，修建桥梁等许多事项。这些设施即是土地生产及支持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，没有这些设施，土地或者完全不能生产，或者只能很短暂而且微少的生产。所谓农地，乃是天然的土地加上这许多改良工作后的总称，兴都市的房产是地皮加上砖瓦泥木等的构成品的总称，其理相同。举几个特别显著的例子说：譬如长江及各大河流两岸防水的堤坝，如洞庭及各湖泽周围的圩堤，如江南罗网似的水道，如华北密布的水井，如四川及西南各省特多的梯田，如海边防潮的大坝，如南方遍地所见的池塘，诸如此类的人造成的成绩，都是与土地的生产力不能分离的，也可以说即是农业土地的一部分，而且是较重要的一部分。农地的价值，主要的是在这些人工改良物上面，而不是在一些天然生成的碎石粉上面。所以在完全未经开发过的边远地方，土地几乎一文不值，而已经开发及改良的农业土地，则价值非常高贵。不多年前，察哈尔绥远诸省放荒招垦，每亩定价一角，而承购者寥寥，然而内地熟田则每亩至少值十元，超过数百倍之多，这超过的价值即是人工开发改良的结果。固然这些开发改良的成绩乃是累代无数人力所积留的，而不是现在的土地所有者所亲手做成的，但是他们曾经付出过相当的代价。城市的房屋也并非房主自己的劳力所造成，他们也不过是付出了代价。

过去一般经济学家不仅当土地是天然物，而且以为它有不可破坏性，现在的经济学家和科学家都知道那种学说是错误的。在一些农牧方法不良好的国土，耕地和牧场被毁而放弃的，动辄以千百万亩计，所以才产生空前的水土保持及土壤保肥的伟大运动。中国的水旱灾之严重，和农业生产之低劣，其最基本及最主要的原因，乃是农业方法不良，致使土壤瘠薄，及江湖池塘溪流等淤塞之故，若再不纠正这种错误观念，仍当土地是天然物，不可毁坏，以为可以听其自然，毋须继续不断地维持改良，培养肥力，则充其极非使全国变成沙漠与泽国，并使整个民族灭亡不止。

乙、为何不能说一切地主都是封建性的？在乡下买田地，乃是一种比较守旧的，小规模的保存钱财的方法，大有钱的军阀官僚买办等并不喜欢多买田地，即使买一些，也仅仅是为安置他们的钱财的很小一部分。所以各大家族和豪门，并非以乡下的大地主著称。这些大富豪的财产，最大部分是放在城市或外国。在城市买一亩土地或一座房屋，要当在乡下买几百几千或几万亩田地。钱很多的人嫌在乡下买田地太烦琐，只有二三流的有钱人才喜欢在乡下买田地。至于乡下土生土长的地主富农，概是一些所谓土财主，他们绝对够不上封建的资格。他们中间虽不免有少数土豪恶霸之类，然而究以驯良的人民占多数。他们大都是一些勤俭的，安分守己的分子，他们的财产多半是由辛苦经营和节省积蓄而来。虽然他们也放账（乡下间凡有积蓄的都放账，固不限于地主富农。特如雇农赚得的工资，农妇卖鸡蛋的存款，为数不多，不好做别的用途，便只好放账，而这些小额放账常常是利率最高的。）但若说他们起家，主要的是由于放高利贷剥削贫民，则殊不足信。因为贫民的身上根本榨不出很多油来，即使他们想借账，也不容易找到借主，即使借得到钱，也只能借到很少数目。乡下不怕出高利大宗借债的，多属一些染上嗜好的懒惰浪费的地主，他们有的是田地作抵押，也才有人肯放账。至于勤俭的农民，谁都知道高利贷的危险，决不肯轻易借债。凡是有能力有信用的人，如果遭了意外的损失，或有紧急的需要，常常是可以找到亲友帮忙挪借，并不一定要走高利贷的路子。所以即使说有一部分的地主或富农是由于放高利贷起家，然而他们所剥削也多半是一些堕落的地主，而不是勤苦的贫雇农。

让我举几个关于地主和富农的实例给你听，这些都是我所直接接触到的事实：

一个五十多岁的三轮车夫同我谈起他的家事，他原是贫农出身，三十年来用他的血汗钱陆续买进了共有一百廿多亩地，现在他的地都被分给当地的游惰分子了，自己分到的不满十亩，不愿在乡下种田，所以到城里来踏三轮车。他很感觉愤恨不平，他说出这样一句伤心话：“我们年年日日冒风雨暑热在地里做活的时候，那些人却在茶馆进酒馆出。他们游手好闲，吃穷用穷了，还说是被我们剥削了，要分我们的地。”

我家有一个老奶妈，做了二十多年的奶妈和佣工，随时将她的工资积蓄寄回家去，零零星星的共买了二十多亩地，连原先所有的合计有三十余亩。她以为辛苦半身，可以回家养老，但是她的地大部分都分给别人了。她只有一个丈夫在家，仅仅分得三亩，后来丈夫死了，家乡已经久无消息，她的地就算是完全没有了。她做二十多年苦工的积蓄，全部化为乌有，她的伤心和怨恨，是可以想象得到的。

我有一家不甚远的亲戚，弟兄三人，二十年前分了家，各分得田地七八十亩。老大是一个守本分的老实人，在乡下务农兼做小买卖，生活极其俭朴，历年积下钱来，添买了五六十亩田地。老二嗜赌兼吃鸦片，分家后不多年已将田地卖光。老三早将全部田产卖去，将钱拿在城里做买卖，发了财，已经买了几处房产，并有不少的现款和货物。现在老大的田要分出去，老二可以分田进来，老三最有钱，但他的全部财产在城市，不致遭受损失。最坏的老二占便宜了，笑了，最勤俭的老大吃亏了，哭了。任何人也不能不为老大叫屈。

这些不过是随意举出的几个例子，类此的事例太多。实际上这些所代表的乃是普通一般的情形，而不是特殊的例外。中国自古就产生了“有恒产者有恒心”的哲学，历代政府都鼓励人民买地，称为落业，一般人又向以为土地是最安全的财产，以故安分守己的分子都欢喜把积蓄变成土地，从没有人把买田购地当作是有封建意味的，或有害他人的事体，也没有人把出租田地当为是一种封建剥削的行为。

在以前帝俄和许多欧洲的国家，土地大多为贵族所有，而且不能自由分割买卖，乃是由那些贵族大地主，像一个一个的小国家一样，将它一代一代地传袭下去。地上面的农民也没有迁徙或退佃的自由，而必须世世代代在同一地主采邑之下奴役，除非随同土地被出卖给另一个贵族。那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，才可以说是封建性的。中国的情形迥乎不同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买卖的，租佃是自由的契约行为，地主也不是世袭的贵族，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阶级及任何贫苦人户出身的。这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，实在太与事实不相符合。我曾经费过很长久的时间，并竭力排除任何可能存在于我脑子里面的成见偏见，去仔细地考察思索，始终找不出中国的土地制度和一般的地主富农的封建性在什么地方。

除了这些关于是否封建性的基本理论而外，我还另有几点意见和事实，要提醒您：

一、新民主主义规定要联络小资产阶级；中国小资产阶级无疑的是以乡间的中小地主及富农为主要部分，除去了他们以外，殆无所谓小资产阶级。现在对于城市的大资产阶级尚不没收其财产，反而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地主和富农要没收其土地及财产，这是把他们当作敌人，与新民主主义的宗旨完全违背。

二、大战以后，开国之初，最急之务莫如安定秩序，医治疮痍，使人民休养生息，不宜再有摇动人心之举。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本此宗旨行事，而独在乡间，为推行土地改革政策，正在从事调查及组织工作，准备分掉地主富农的土地。这不啻磨刀霍霍对他们表示：“磨快了就要将你们开刀”，使得凡有土地者（在界线尚未确定之前，凡有土地者均不知其土地是否将被分掉）均惶惶不安。他们不但不能庆太平日子的到来，反而感觉还有大难在后头，这决不是开国时所应有的现象。

三、国家并未废除财产私有及土地私有制度，中共且屡次声明保护私有财产。土地是乡下人的最主要的财产，也是正当的财产，现在政府对于城市富人的一切动产与不动产，和工商业的生产工具都加保护，乃单独没收乡下的土地，而且没收分配之后，依旧准许私有及出租，这样无故夺去一部分无辜人民的财产给另一部分人，不惟不公道，而且与中共保护私有财产之声明不合。

四、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，是以耕者有其田为范畴。平分土地的办法，则是无论自耕与非自耕，都一律平分，又不但自耕的田地也要分，而且分出去仍可以不必自耕。这种办法与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两端都不符合。

五、地主富农之所以成为地主富农，除少数特殊情形而外，大多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较强，工作较勤，花费较省。虽有不少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，然而自身由贫农起家者亦很多。即使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，亦必须其自身健全，否则必然衰败。这即是说，地主富农多半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，是促社会进步的动力，是国家所应保护和奖励的。但这绝不是说，贫农都是低劣的分子，因为在战祸绵亘，百业不振的情况之下，多数人都没有改善他们的境遇的机会。但是，无论哪一个贫农都没有不愿意成为地主或富农的，若说他们之所以没有成为地主或富农，乃是因为他们的道德特别高尚，不愿意剥削他人，则决不足信。国家当然应该帮助这些贫农去改善他们的境遇，但帮助他们的正当办法，是在和平恢复之后，努力发展生产建设，多创造就业的机会，使大家都有工作，能够赚到丰富的进款，而不是分给很少几亩土地，把他们羁縻在小块的土地上面，使他们继续留在农人已嫌太多的农村里面讨生活。他们耕种那样小的一块土地，终年劳苦的结果除去了粮税及各项开支以后，根本还是不够维持最低的生活。

六、历来政府的税捐多是以地亩为主要根据，今后政府本可以利用土地所有多寡不同之现状，推行累进税率，将重税加在大富人身上，而减轻贫民的负担。若是将土地一律平均的细分了，则每一户有一小块土地的人家，都须平均负担国家的开支，不但他们会感觉繁苛，发生怨恨，同时政府收税的困难也会增加。

七、中国的耕地，本已肷分割过分零碎，于经营上颇多妨碍，再要人人平均细分，不问有无农事的经验和兴趣，亦不论经营能力的大小，都同样分给一定面积，必致减低经营的效率，减少农业生产。

八、有一些人说，土地改革之后，因农民生产情绪提高，结果使产量显著增加。我们对于这话不能毫无保留的接受。究竟这生产的增加，(除去天时等原因而外)有几分是由于共产党员的鼓励督促，有几分是由于农民因分到土地而激起的情绪，是不容易分判的。换句话说，假使没有土改，只要共产党员能同样的去督促号召，或许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。还有不可不注意的，所谓情绪，只能是暂时的，久了就会降低，由于一时情绪提高的增产，是不能希望其支持长久的。在另一方面，这平分土地的办法，不论人的勤惰及能力的大小同样分给面积相等的土地，因而勤快的及能力强的，或许嫌不够做，懒惰的及能力弱的，或许还做不好。这种情形显然是不会使生产增加的。不特如此，待和平完全恢复之后，许多人都会嫌他们的土地太少，不够耕种，也不够维持生活，因而他们会纷纷出外做生意，或别谋职业。他们的田地不是出租，便只好留给不能外出的老弱妇女耕种。到那一天，农业生产更非减少不可。

九、横在分地政策的前面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危机。分地是既定的政策，不过在新解放区暂缓实施，而先推行减租。即是说，土地是决定要分的，但是因为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，所以还要等待一些时间。究竟等多久，没有说明，不过大家都以为不久。因此无论是土地的所有者或耕种者，都在那里转念头了：现在我的地，转瞬就会变成别人的地了，今年是我所种的明年就许分给他人耕种了。那么，我何不趁早从地里面多拿回来一点是一点，少花费一点是一点呢？管它池塘沟渠淤塞也罢，堤岸田埂崩垮也罢，何必去挖掘，何必去修补？田地随它瘦下去，何必费力气去下肥料，更何必花钱去买肥料？甚至于平时应留还土地的谷秆豆根之类，也通通割回来或扯回来作柴烧吧。这样下去一两年，土地会变坏到什么样子，生产会减到什么地步，是很够令人担虑的。还有地上的树木，如桑茶油桐乌桕，以及各种果树和杂木等等，它们的命运尤其危险。地快要分出了，地上值钱的东西还不赶紧搬走吗？在四川解放以前，我接到好几个朋友由四川来信，不约而同地问我：“地是不是真的要分，树木是不是趁早砍了的好？”另外我又曾经从几个其他地方的朋友得到消息，乡下许多人都在那里考虑砍树的问题，并且已经有很多树被砍掉了。有一些人还不肯相信土地真会被分掉，有一些以为地政策还有改变的可能，所以还在那里观望。但是时间稍久，大家看清了分地政策势在必行，就会不约而同地实行砍树。这些树木是民族的重要资产，需要多年的保蓄，一旦大批地摧毁了，再等重新栽培长大，要到何年何月？

最后，让我向您献议一个办法，请您考虑：

新民主主义不是还要更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吗？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不是还要转进到土地社会化和农业集体化吗？那么，何必多此分地一举呢？现在像割肉似的将土地从地主和富农身上割下来，已经使他们很疼了，割下来分给贫民之后，不久又要从他们和大家身上再割下来，那恐怕困难更多了。何如现时不必分，待将来真要实行社会主义时，直接把土地连同他种生产工具一齐社会化呢？

假使您赞同我的意见，请您立即下令停止分地，并将土地政策提出修改，另行规定限地办法，逾额者限期出卖，或由国家给价征收，转卖与自耕种者，令其分年偿付地价。老解放区已经分配的土地，虽可不必交还原主，但亦应令分得土地者补缴地价，（不妨稍低廉）不愿者可以将土地退还。这样，不但土地被分去者万分感激，不会要求追算旧账，即是分得土地者亦没有抱怨的理由。本来谁也不会想把邻人的土地无代价夺归自己，现在补缴地价，确定所有权，他们也会感觉心安理得，释然于中。

我对于土地改革的问题，曾经用过不少的心思。我也曾经读过好多篇主张分地的文章，然而总觉得他们的理由牵强，持论偏歪，根据也不可靠。不见于文字的民间舆论，一般都认为这种办法不公道，不合理。我相信我自己是没有成见偏见的，更不是因为个人的利害关系而寻找借口来反对土地改革。外间曾有人说我是一个什么“大地主”，那完全是瞎说。我既不敢当这个头衔，也不能受这个诬枉。我不瞒你，我办得有一个果园，有一百多亩瘠薄的山坡地，为整个国家的关系，我何在乎这一点小小的地皮，何况政府对果园及新式农场的土地早已宣布不分了呢。我之所以不惜屡次反复辩论，此次更不顾冒犯您的危险，乃是因为我感觉我对于这土地问题了解得比较深刻，比较正确；假使不将我的意见尽量发挥出来，我会永远感觉对不起自己的良心，对不起中国，对不起无辜被夺去土地的人民。我想您是爱好真理，并能服从真理的，当您发觉政策有错误之时，您一定是能勇于改正的。

董时进在他1951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中讲到他写这封信的缘由和经过：

“在北平的时候，我就想写一封信给中共当局，详详细细说明他的土改理论和土改办法的错误，劝他们修改。我认为共产党和城市社会的一般知识分子，对于这土地问题，都是成见和偏见太深，非说得透彻一些不能使他们明白。所以我费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去思索整理，才完成了那一篇给毛泽东的长信。”

“这封信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间寄出去的。我将这封信印了几百份，同时寄发给中共的若干要员，各党派的领袖，和若干关心或研究此问题的朋友，及教育学术机关。刚好把致毛氏的一封信交邮之后，不记得是过一天或两天，报上就发表了他已抵莫斯科的消息。他这一去差不多就是两个月，耽搁了两个月回来，政务丛集。哪里还有工夫来理会我那一封早成明日黄花的旧函。”

“此信后段提到土地社会化问题，劝他不要没收人民的土地，等到以后真要实行社会主义时，再行社会化。很明显的，我并不是主张社会化的(实际我是反对社会化的)，我的意思乃是要他先行停止目前的所谓土改政策，等待将来再说。”

——信原文结束

董时进 生世简介

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

董时进于1900年旧历10月18日生于四川省垫江县武安乡天星桥董家老屋。董时进的父亲董世绪、母亲熊氏，历经艰辛，勤劳致富，在四川省垫江县（今属重庆市）买田置房。但因富而少文，深受其苦，吃过不少“哑巴亏”。于是发愤，决心使自己的四个儿子都要上大学。后来，他们的儿子董时进、董时恒、董时光公费留学美国，董时敏毕业于北平朝阳法学院。

董时进于辛亥革命前入桂溪高等小学堂读书，后到重庆上学，继而考入上海南洋公学（即上海工业专门学校，今交通大学之前身），毕业后弃工学农，于1917年考入北平京师大学农学院，在学习期间，品学兼优，而且爱好体育。1920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美国之专科，旋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学。1924年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，被选为美国施革玛赛学会荣誉会员，又在伦敦大学作学术研究，在欧洲各国考察一年。

1925年回国后，他曾任重庆西南体育专门学校名誉校长、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、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并执教有年；1929年他和竺可桢、翁文灏共五人代表中国出席太平洋科学会议；1934年任江西省农业学院院长、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长，在此期间，他成立了“中国农业协进会”，1940年为“国际农业协会”接纳；又创办“现代农民社”，自筹经费主编《现代农民》月刊，在全国公开发行。

1940年在重庆沙坪坝井口镇兴办大新农场，种植果树。饲养奶牛，他亲身参加剪枝、嫁接等劳动。1945年举家赴上海。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。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，任主席。两年后，由于反对土地改革，农民党被迫解散。

1950年，董时进迁美国定居，入美国国籍，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，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。退休后，笔耕不辍，著述甚多；在美国、加拿大各大城市的社团、大学演讲不下300次，晚年为和平统一中国，奔走于海峡两岸，终因患肠癌，于1984年4月16日辞世，享年84岁。

董时进的第一位妻子是垫江县农村的胡姓女子，新婚不久，董时进即去北平求学，妻子在家孝敬公婆，善待小叔，十分贤惠，惜几年后病逝，1925年董时进回乡的第二天，即具办香蜡纸烛到妻子墓前祭扫，深表歉疚和哀悼之情。1926年，董到北平后，娶了一位朱姓女子为妻，她是前“贤人内阁”总理熊希龄的外侄女。朱比董长两岁，擅长西画、国画，生有二男二女，均已学有成就。

董时进是四兄弟中的大哥，他的二弟董时敏，大学毕业后曾著书立说，谢绝了垫江县税务局局长这样的肥缺，隐居乡里，以读书、吹拉弹唱自娱，愤世嫉俗，1949年逝世时只有40多岁；三弟董时恒，终身执教于大学，带研究生，研究体育史，著述译著多种，担任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体育卷·体育史》条目副主编。

四弟董时光，20世纪50年代初被美国当局以亲华之罪名驱逐出境，回重庆后执教于西南师范学院，1957年因反对官僚主义，以诤言招祸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，1961年在劳改中客死他乡，终年48岁。1984年5月13日正式平反昭雪。人们称他是一位爱国和崇尚民主、科学的正直有骨气的知识分子。

与农结缘

董时进善于学习，敏于思考，无论学文学武，学工学农，一定是学有成绩，做有成就。他认为，中国是个农业大国，国家之兴盛，必须以农立国，科教兴农。他以兴农为已任，终身不渝，即使在美国定居的34年，他仍念念不忘中国农业的振兴。

董时进志趣在农，综观其一生，与“农”字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他为农师，任农官，办农刊，立农会，建农党，创农场，著书立说。多是言必称“农”。1986年，政府给大新农场的补偿款2.6万元人民币，他早有遗嘱，捐赠给西南农学院作为奖学金。董时进真可谓一生务“农”了。

当年董时进自办的大新农场，置地75亩，种植梨、桃、苹果、柑桔和大量的柠檬，共有果树2900多株，年产水果1.4万多斤，所产之柠檬不仅在省内销售，还销至上海等地；农场还饲养奶牛、猪、鸡、鸭等畜禽。他还经常下地从事农业技术方面的劳动。

《现代农民》月刊，是董时进1938年在成都创办的，1939年迁重庆米花街，在日本飞机大轰炸中，三次迁址，三次被炸，毁稿毁版，董时进决不屈服，另寻地址坚持出版。1945年4月26日，他在城内编辑部看完稿件后，乘公共汽车返回磁器口途中翻车，折断三根肋骨，痊愈后值盛暑，着短衣短裤，夹把雨伞往来于城乡之间，既办农场又办月刊，不理解的人称他是“书呆子”、“真有一股傻劲”。

《现代农民》在发刊辞中宣称，一是要传达有益于农民的知识，一是要作农民的喉舌。月刊内容分政论、农业科技、农人之声和通俗文艺三部分。1939年连续刊登了《四川的柑桔事业》、《柚子的希望》、《梁山柚子》、《柑桔天牛》、《广西沙田柚》、《巴县桔子》等文章，对四川如何发展柑桔业，作了系统的介绍；他还在月刊上发表了文章《牛乳与中华民族》、《建国的第一步———发展乳牛业》，强调“建立新中国，必须发展乳牛业”，他主张，多喝牛奶，有利于增强国民的体质和智力。还广泛介绍了西瓜栽培、白木耳培养，怎样种红甘蔗、核桃树，以及养猪、牛、羊、鱼等科学技术，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，对发展四川农业、林业、畜牧业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。

董时进出版了多本专著，如《农业经济学》、《农民与国家》、《国防与农业》、《农村合作社》、《粮食与人口》、《农人日记》等。他主张推广良种，兴修水利，放干冬水田，提高复种指数，推广美国式的农场，实现机械化、化学化。他是最早提出节制生育、优生优育的学者之一。

董时进定居美国后，以中国大陆的农村生活为题材，写了《两户人家》、《阿宝救牛记》两本小说。《两户人家》是写垫江董家的家史，同住一个院落的两户近亲，人多势众的一户总是欺负孤儿寡妇的一家，孤儿寡妇挣扎图存，后来兵燹匪患接踵而至，新旧思想冲突，婚姻纠纷无法调解，事连四代，史跨百年，台湾出版界人士评论曰：“如果说《红楼梦》是描述古代官场家庭及封建社会，《水浒传》是描述绿林豪杰，《两户人家》乃是近代社会及普通人家的撮影。”《阿宝救牛记》则是写江南农村牧童阿宝与所牧之牛产生了深厚感情，忽闻牛主要将牛卖给杀牛房，阿宝于心不忍，于情难舍，乃以两个鸡蛋起家，艰苦奋斗，终于赚了大洋20元，买了那头牛。台湾出版界人士评论“这是一篇可歌可泣的贫儿奋斗史”，这本书已被台湾商务印书馆收入“人人文库”。

在时代潮流中

董时进青年时即十分崇敬孙中山先生，凡有称孙中山先生为“孙大炮”者，必与之激烈争辩，致面红耳赤，不折服对方，决不罢休。1919年，他在京师大学农学院求学时参加“五四运动”，于6月3日游行时，被北洋军阀拘捕，当时被拘捕的学生约800余人，囚禁于北平大学法科，七天后被释放回校。

1944年，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时，董时进加入并任民盟中委，后又退出。

1946年旧政协会议时期董时进联络农业协进会中的一部分人，在重庆成立中国农民党，先后发展党员800多人，该党成员中主要是大学教授和农业技术专家。该党于1948年5月三中全会修订的政纲主要有以下四项：一、建立民主政治；二、促进经济发展；三、合理分配财富；四、消除一切战争。1946年，国民党当局强行单方面召开国民代表大会，从民盟中分裂出去的民社党、青年党都投靠国民党，参加了不得民心的“国大”，农民党却拒绝参加，董时进著文指责“国民代表大会不代表农民”，之后他办的《现代农民》月刊屡遭当局的压制，他又发表文章说：“批评政府是农民的权利，只有暴君才怕人民批评。”同年，董时进公开著文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。

1949年1月，农民党发表宣言，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。4月，董时进自香港派代表来北平，谋求农民党作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。

5月17日，董时进自香港抵北平，致函周恩来要求会见。6月5日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约见董时进，指出“农民党并不代表农民，而是地主富农利益，不能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，至于该组织中的农业技术人员可以为新中国贡献力量”，董时进表示接受批评，于6月25日在北平发表了《中国农民党停止党务活动致力于生产建设宣言》，宣称：“本党中常会议决，自即日起停止本党一切党务活动。号召全体党员一致在中共和即将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的领导下，将大家的学识技能和一切力量贡献出来，帮助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建设成功。”

董时进办的《现代农民》月刊，以农民的喉舌自居，也曾揭露、抨击过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腐败，如写过《保长的威风》、《骇人听闻的乡长》、《一个佃农吃了地主的亏》、《役政的弊端》、《征粮舞弊应处死》等文章，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。

他还指名道姓批评蒋介石，写了《请政府禁呼万岁》一文，他写道：“国民党喊总裁万岁，万岁原系君主时代对皇帝的称呼”，“万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，人民组织政府雇用官吏，而结果好似找来了一些老祖宗”，他还质问：“林（林森）主席和蒋委员长谁大？”指责当时各单位只挂蒋介石像，不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像的作法。

他赞扬中国共产党“有朝气，精神振作，办事务实，政治廉洁，无营私舞弊等腐败官场恶习”，尤其是赞扬陕甘宁边区的“三三制”政权好。

在批评国民党政府独裁专制，贪污成风，通货膨胀，民不聊生的同时，又批评共产党“崇拜偶像”。他反对内战，天真地主张请马歇尔做公证人，国共两党都裁去军队，中国只保留警察，没有军队，内战就打不起来了。美国人也认为此议行不通，魏德迈曾写信给他说：“一个国家没有军队是不行的”，劝他“跟蒋先生走”，自有“出路”。但他拒绝靠拢国民党，也不理解共产党，想以美国为模式走第三条道路。董时进走“第三条道路”的政治主张，并不切合实际，但他是学者议政，是探索中的误差。

1949年12月，董时进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公开信，标题是《董时进上毛主席书》，自费铅印，四处散发，提出“江南无封建”论，不赞成在江南进行土地改革。中共华东局统战部随后派人找董时进谈话，提出批评，制止他这种违反《共同纲领》的行动。据说这封公开信散发到他的家乡垫江县武安乡，也受到农会干部和贫雇农的批评。嘲笑“董博士不了解实际情况”。

1950年4月，董时进去香港，旋去美国。董时进晚年致力于和平统一中国的活动，提出主张，奔走于海峡两岸，访问政要。他认为中国应当和平统一，统一后的中国应给台湾以高度自治；他反对美国售武器予台湾，指责这是破坏和平统一中国的方针；他对邓小平先生的实事求是，解放思想极为赞赏，并充分肯定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。

晚年中国之行

董时进后来虽为美国公民，但他魂牵梦萦的还是他的故国、故乡，在中国大陆上还有他的二弟媳、三弟两户人家，加上曾和他一起出川求学的堂兄董时厚教授（西南农学院系主任、名教授，1975年4月病逝）一家，老人家的晚辈大概有五六十人；在大陆，还有他众多的同事、朋友。乡情、亲情、友情都催促他回中国看看，于是他以垂暮之年，在1979年、1981年、1983年作了三次中国之行。

1979年6月，董时进到北京，由他的胞弟董时恒教授陪同，游览了故宫、长城、十三陵等地，探望了旧友陆定一先生；好友故旧胡子昂先生也到他下榻的华侨大厦探望，畅述旧谊往事，然后飞往重庆，参观了重庆大学、南开中学校址，游览了北温泉、缙云山；并访问了原井口大新农场，看望了当年农场的工人董可青。他看见庭院依旧，果树葱笼，甚感欣慰。他在重庆拜望了戴永福、熊正伦等老友。还去西南农学院看望他的学生侯光炯教授，惜教授出差未能晤面。他原计划回垫江老家，但因当时垫江尚未对外籍人士开放，他不无遗憾地返回了美国。

1981年，垫江县已经开放，董时进激情满怀，作第二次中国之行，先飞成都探亲访友，受到官方的热情接待，游览了武侯祠、都江堰等名胜古迹，看望了四川省副省长康振黄先生、省民盟负责人潘大逵教授，原重庆大学校长张洪元教授，以及陈志潜、魏时珍、任筱庄等老友。在回垫江县的途中，老人家指点山水，谈笑风生，重申他兴修水利，放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之主张；每遇高架水槽，必停车登临，作实地考察，看水槽里有没有水，通不通水。

1983年5月，董时进作为顾问，随翁绍裘先生的“促进两岸和平统一代表团”集体回国观光，先飞成都，继来重庆，参观了曾家岩50号“周公馆”，他说，若无周氏之斡旋，中国不知道还要乱成个什么样子。

董时进回美国后，以《大陆之行》、《重返大陆》、《再去大陆》为题，撰文在《美洲华侨日报》上长篇连续发表，如实反映了中国城乡尤其是故乡垫江县的真实情况，诚心希望中国和平统一，批评台湾当局拒不接触、谈判的错误态度。